揭秘:如何评价两大文豪鲁迅与郭沫若_历史频道_凤凰网

2017-10-09 13:34

  鲁迅自称是军马前卒,郭沫若就是队伍中人。鲁迅是新文化运动的导师,郭沫若便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。鲁迅如果是将没有的开辟出来的先锋,郭沫若便是带着大家一道前进的向导。

  本文摘自:《人民政协报》2004年12月17日,作者:杨建民,原题:《纵论鲁迅、郭沫若》

  1941年11月16日,是著名诗人、历史学家郭沫若的五十寿辰,又恰逢他创作生活二十五周年,为庆贺这个双重的日子,当时郭沫若所在的抗战陪都重庆,以及、延安、桂林甚至海外的新加坡等地,都举行了纪念活动。对于一个文学家,在生前就赢得如此广泛的声誉,这在中国历史上还不多见。

  当时正在重庆的代表打算写一篇专文来表达他们之间的友谊。当时,借了一部分郭沫若的著作,预备在乡居的期间读上几本,好使文章更充分一些。但当时,的活动特别频繁,重庆又不断遭到敌机的轰炸,他自己又有病缠身,根本抽不出时间来静心读书。临近纪念日时,当地的报刊已经开始刊登纪念文章,但的文章仍没有写出。直到纪念日的当天凌晨,“书既不能读,专文也不能写,但是临着这个日子,我却不愿无言”于是奋笔疾书,写出一篇名为《我要说的话》的精彩文字。

  这篇文章,虽说为纪念郭沫若而写,但却选择了一个很好的切入角度:从郭沫若与鲁迅的相互比较谈起。在文章中,叙述、分析了鲁迅郭沫若不同的时代背景、人生经历,以及由此产生的不同特点,准确地把握了社会对人的影响和经历对人形成的作用;在大量的纪念文章中,可谓“别开生面”。

  “在朋友中间,在文坛上,通常喜欢将鲁迅和郭沫若相提并论。这原是一件好事,而且是应当做的事,可是有时候也成为多事。多事就是将无作有,将小作大,张冠李戴,事实,甚至分门别户,发展成为偏向,这便不应该了。”

  的文章,针对当时的一些而发,表现出家的风度:把握原则又剖分区别。他是这样谈及鲁迅的:“鲁迅的时代,是一半满清,一半的时代。他出身于破产的士大夫家庭,他受过封建社会很深的洗礼,他受过戊戌后的洋务教育,嗣后,留学东洋,又受教于章太炎先生,并参加了光复会。入后,他又做过多年北方官僚社会的小京官,也可说是闲差事。直到五四的前夜,他才得参加思想的运动,这就是新文化运动的。从此以后,他就公开的成为法社会的逆子,士大夫的,逐渐养成他在新文化运动的领导地位,可是他自己却又那样虔诚的愿意做一个军马前卒。”

  对郭沫若,这样说:“郭沫若的时代,却稍微异样了。他虽在少年时代,也是关在四川法社会里面的,但在二十岁以后,他走出夔门,几乎成为无羁绊的知识了,虽然他也如同时代的知识一样,过着贫困和流浪的生活。他的半商半读的家庭,虽也给他一些影响,但是三十年来大时代所给予他的影响,却有着异常不同的比重他的创作生活,是同着新文化运动一道起来的,他的事业发端,是从五四运动中孕育出来的。”

  对比了两人的时代背景和人生经历之后,对他们的作用和文学成绩,做了这样的形象概括:

  “鲁迅自称是军马前卒,郭沫若就是队伍中人。鲁迅是新文化运动的导师,郭沫若便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。鲁迅如果是将没有的开辟出来的先锋,郭沫若便是带着大家一道前进的向导。”

  在这里,针对当时文化界的情形,补充了这么一句:“从这样的观点出发,自然在并论鲁迅和郭沫若的时候,便不会发生不必要和不应有的和误会了。”

  在谈到鲁迅的时,认可了瞿秋白所论的四点:即最的现实主义;“韧”的战斗;反主义;反的。他对郭沫若,做了以下几点概括:

  一是丰富的热情,二是深远的研究,三是勇敢的战斗生活。在谈到第三点时,说:“他不但在时挺身而出,站在行列的前头,他还懂得在退潮时怎样保存活力,埋头研究,补充自己”我们知道,郭沫若亡命日本十年,在甲骨文字、殷周青铜器铭文以及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方面,取得了大量又卓越的成就,这一点,是一般以所谓为生的人难以企及的。

  大约为了统一文化战线问题,又提到了鲁迅郭沫若生前的论辩:“这里必须为周郭两先生(周即鲁迅)的,他们在北伐期中,谁都没有文人相轻的意思,而且还有同声相应,同气相求的事实。周先生在《两地书》(六九)中明说:其实我也还有一点野心,也想到广州后第二是与创造社联合起来,造一条战线,更向旧社会进攻”

  看来,对鲁迅的作品很熟悉,许多观点和文字,几乎是随手引来,而且恰能证明问题。在文章结尾处,说:“我这不是故意要将鲁迅拿来与郭沫若并论,而是要说明鲁迅是鲁迅,郭沫若是郭沫若,个人自有千秋。

  这篇文章,成稿于1941年11月16日凌晨,发表于当日的《新华日报》,这一天恰是郭沫若生辰纪念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