读文化名人挽联

2017-09-21 12:14

  大凡文化名人,都是在某个领域有着卓尔不群的建树或不同凡响的实绩,从而赢得一定的社会知晓度和美誉度。其一旦驾西,顿然引起悲恸,挽联相祭,且多出自名人之手。这些对仗工整、喻拟兼用、巧寓典故、言简意赅的怀古之作,远胜于已成为官样文章的长篇悼词。悼词过后便无人记起,而一副上乘的挽联却是可以载之纸帛,流布的,死者“亦庶几死而不死矣”。它不仅着撰联者对逝者的人生和学识的评价,而且还蕴含着两者的交流、交往的轶事,甚或讲述着一段不可的历史。

  冯友兰和梁漱溟都是北大的耆宿,在文学界、史学家各有千秋。两人长寿,著作等身。恰如梁漱溟在1985年冯友兰90大寿致函称:“北大旧人现惟我二人存矣”。

  由于冯友兰在“”中,尤其是在批林批孔期间顺势而为,这令梁漱溟大惑不解:尊孔一生并研究孔子哲学的人怎么能一反常态,写出反孔的文章?在他眼里这是文人的“失节”,于是对冯友兰反感且反目——这也许是一种“爱之深,责之重”体现。而冯友兰之后在1981年出版的《三松堂自序》中对自己的“失节”也有深刻反思,他甚至认为女儿璞的正名也不能洗清自己在批林批孔中的错误。

  1988年6月,梁漱溟95岁高龄谢世,冯友兰以钦佩之情撰写了上述挽联,对这位当代的儒学大师“盖棺”。

  学术界常把梁漱溟视为“现代的孔夫子”,这是因为适如冯友兰所言:“钩玄决疑,百年尽瘁,以发扬儒学为己任”。梁漱溟思想围绕着他一生遇到的文化问题、人生问题、社会问题而展开,其思想的核心概念是“”。但这一“”不是的工具、科技、思辨,而是的“仁”和“”,他吸收现代哲学中人本主义的积极,使思想又有所超越提升。梁漱溟对儒学研究的“尽瘁”,在“”中得到了充分的印证。他的大量书籍被抄走、,在没有一本参考书的情况下,凭记忆写下《儒佛异同论》、《东方学术概观》;批林批孔时,他以大无畏的又写下《我们今天应该如何评价孔子》的雄文,在万马齐喑、百喙息响的社会掷下了一声滚雷!

  梁漱溟是行动的思想家、实践型的哲学家,一生关注民生,关注中国的农村和农民。且不说上世纪三十年代他在山东邹平从事8年之久的“乡村建设运动”,也不说抗战胜利后,他作为第三党的代表之一,介入最高,提出包括“改善中国农村”在内的理想,1953年发出的那“一代直声”,凸显出这位公共知识关心国事民瘼的情怀与胆识:在全国政协常委扩大会和中央人民委员扩大会上,梁漱溟以农民的代言人自居,替农民生活叫苦,替农民不能进城打工叫屈,终于酿成“廷争面折”的局面。梁漱溟敢于“为同情农夫而执言”,堪称“中国的脊梁”。

  1936年10月19日,一代伟人、“中国高尔基”——鲁迅谢世。高尔基比鲁迅早去世四个月,故郭沫若充满悲情地写下“方悬四月,叠坠双星,东亚西欧同殒泪”。短短100多天,世界文坛“叠坠双星”,委实是人类进步事业的重大损失。由此郭沫若流露出疾首的情感自是情理之中的事。

  1921年,年轻气盛的郭沫若、成仿吾、郁达夫等文学青年成立了创造社,撰文鲁迅的《呐喊》,称从未谋面的鲁迅是“有闲文人”,鲁迅当以笔墨相讥。1927年,鲁迅偕许广平从广州来到上海,基于不使中国文坛“真成了沙漠”,且创造社也是在“文艺方面用力的”,他有意与郭沫若等人和好,但是,创造社除了郁达夫外,几乎倾巢出动,连篇累牍地鲁迅,甚至以鲁迅的籍贯、家族、年龄、个人嗜好(如喜欢喝酒)等作为奚落的佐料,尤其是郭沫若以“杜荃”的笔名在《创造月刊》上发表《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》一文,称鲁迅是“资本主义以前的一个余孽”,“一位不得志的FASCIST(蒂)”。对此,鲁迅自是油然而生凄婉之情,但他以仁者风度静观之。

  1936年,肺病日重的鲁迅面临一场“民族战争的大众文学”和“国防文学”的论争,虽说郭沫若明确站在“国防文学”一边,但鲁迅还是以“郭沫若远在日本,被侦探着”谅之,并表示:与郭沫若“大战斗却都为着同一的目标,决不日夜记着个人的恩怨”。当即,郭沫若写下《搜苗的检阅》,有意向鲁迅深表歉意:“读了之后才明白先生实在是一位宽怀大量的人,是决不日夜记着个人的恩怨的。因此我便感到问题解决的曙光。”他本想返国后当面向鲁迅致歉以冰释、一泯恩仇,可是,天不假年,10月19日鲁迅溘然去世,最终两人失之交臂。郭沫若在挽联中“憾于一面”的说法正是袒露了他未能与鲁迅谋面而莫及的心迹。

  鲁迅杂文集多多,郭沫若何以特意“钦诵二心”?我认为,这多少也含有的心绪。1930年5月7日,《日报》刊出署名“男儿”的文章《文坛上的贰臣传——鲁迅》,鲁迅“为了卢布,被”,并以“贰臣”之。而包括郭沫若在内的创造社同仁此时也正起劲地攻讦着鲁迅,令他只能“横着站在战壕里”。鲁迅将这一时期写下的杂文结集题名为《二心集》,既是针锋相对地反击“男儿”这样的御用文人,也是向创造社作出宣告:自己将坚定地站在立场上。“钦诵二心”,使郭沫若得出一个结论:“中国文学由先生而开辟出了一个新,中国近代文艺是以先生实意义的开山”。(郭沫若于鲁迅逝世当夜写下的《民族的杰作》)

  为纪念投湖自尽的王国维,大学于1929年立“海宁安先生”,碑文由陈寅恪撰写。其中有一段广为传颂的名言:“之,之思想”。这是对思想界泰斗王国维的赞颂,也成为他终身服膺的。正因如此,陈寅恪与世多悖,常于主流话语之外。在“”中受到冲击,那更是不可避免的事儿了。上述挽联便是当年他在极度困境中的凄惨生活的真实写照。

  唐筼,是陈寅恪的爱妻。这位清朝巡抚唐景崧的孙女,丽姿聪慧。1926年7月,因一幅唐景崧的字,两人结识,投人爱河,1928年成婚。至写下上述挽联的1968年,正是度过了整整四十年。四十年里,这对情深意笃的夫妇经历了连年战乱的,更是“”的,抄家、、交代,病体衰弱的两位老人灾难频频,真可谓:“卌载都成肠断史”。

  “涕泣对牛衣”,是陈寅恪化用“牛衣对泣”的成语。说的是西汉王章家徒四壁,生活清苦,冬天,身上只能盖着乱麻和草编成的“牛衣”。一次,王章得了重病,躺在“牛衣”里哭泣,其妻是一个贤惠而坚强的女性,劝慰丈夫下去,经过妻子的悉心照料,王章身体康复,走出,终于功成名就。陈寅恪化用“牛衣对泣”的成语,自没有奢望“功成名就”的意图,它的真实意义在于:一、以王章的遭际为自况;二、同样有着王章落魄的;三、同样得到贤惠而坚强的妻子的鼓励和照料。

  “废残难豹隐”中的“豹隐”一词出自西汉*刘向《列女传*陶答子妻》,比喻洁身自好,隐居不仕。陈寅恪一生淡泊名利,和都许以厚禄,但他则视如草芥。他是一个品格纯正,看重自己的生命超过生理生命的人,在关键时刻体现“爱我所爱,恨我所恨”的个体性情。如1958年,面对波涛汹涌的,陈寅恪致函中山大学校长:马上办理退休手续,搬出校园,以不见为净,不闻为安,自躲一处著书立说,了却残生。陈寅恪体弱多病,行动不便,晚年失明,几成“废残”,一个“难”字,既是他洁身自好的执著追求,也是他身处窘境的百般无奈。

  1967年夏天,唐筼心脏病发作,濒临死亡,陈寅恪担心妻子先他而去,预先写下上述挽联,并袒露了“九泉稍待眼枯人”的心意。殊不知,唐筼,而他自己则在1969年10月7日因心力衰竭去世。45天后,唐筼随之而去,似是“九泉相伴眼枯人”!

  左棠素有“湖湘第一才子”之美誉。但他在政坛上的脱颖而出,与曾国藩的提携是分不开的。曾国藩曾向咸丰力荐左棠,说他“刚明耐苦,晓畅兵机”,而左棠在曾国藩麾下的幕府生涯为日后他纵横积累了丰富的人气、人脉资源。可是,“自太平之后,即与曾氏交恶”(李鼎芳:《曾国藩及其幕府人物》)。

  这对师生“交恶”的直接导火线是克复金陵后,洪秀全的儿子幼天王洪天贵有没有死的问题。曾众将所言,奏报其已毙命,而左棠据金陵逃出难民之供认,伪幼主洪天贵已逃至广德,于是呈密折直陈。如按左所言,曾的行为无异于欺君罔上。尽管曾上折反驳,但无法改变左所提供的事实。一场“口水战”,使曾左陡然反目。之后多年几无交往。但曾国藩于1872年病逝后,左棠闻讣“甚悲之”,除捐百金料理后事外,还笔蘸深情地撰写了上述挽联,在表达自己对的尊敬和歆慕的同时,也流露出丝丝的歉意和。

  首先,左棠肯定了的人格:“谋国之忠,知人之明”,曾国藩朝廷,鞠躬尽瘁,在这一点上,左棠“自愧不如”;就报效国家、剿灭洪氏,师生有着“若金”的“同心”,而对自己的成长,则是“攻错若石”,起着引领的掖作用,这使得他虽已多年隔阂,但回首反思,还是由衷感慨:“相期无负平生”。一番知遇之恩的拳拳和知恩图报的殷殷之情溢于言表。

  左棠撰写此联后,家人似有不解,于是,他致函儿子左孝威,称挽联所言,“亦久见奏章,非始毁而今誉”;两人矛盾“有争者国势兵略,非竟势比”。并嘱其“丧过湘干时,尔宜赴吊,以敬父执;牲醴肴饶,自不可少;更能作诔衷之,申吾不尽之意,尤是道理”。如此,不仅为师生交恶作出了很好的诠释,也给那副挽联提供了一个注解。之后,左棠对曾国藩的后人给予极大的和关照,如曾纪泽就是经左棠力荐任总理衙门大臣、户部右侍郎、海防大臣。由此,当今学术界认为:曾左交恶为公不为私。这一论断,我信。

  生无补乎时,死无关乎数,辛辛苦苦,著二百五十余卷书,流播四方,是亦足矣;

  仰不愧于天,俯不怍于人,浩浩荡荡,数半生三十多年事,放怀一笑,吾其归欤!

  史载,晚清朴学大师俞樾常有偏执之举,此说不谬。他于“花甲之寿”余年尚殷之时,便在撰写一副“自寿”联后,又自撰上述挽联,并将它挂在曲园的书房“春在堂”两侧的柱子上。

  细读俞樾自撰的挽联,其上联平和低调,自视一个“辛辛苦苦”的一介书生,无关乎时数,而自认的人生价值就在于那“著二百五十余卷书”;下联则显得高昂自信,“数半生三十多年事”,从角度替自己处世为人作出了一个总体评价:“仰不愧于天,俯不怍于人”,一位君子的形象呼之欲出!

  俞樾学富五车,一生著作等身。曾国藩曾对自己的两个得意门生作过如此的评价:“李少荃(鸿章)拼命做官,俞荫甫(樾)拼命著书”。俞樾以的为荣,治印一方镌刻“拼命著书”四字。他的著作当年就“流播四方”,据说韩国、日本诸国竞以重金收购,几近“洛阳纸贵”,一书难求。

  俞樾为何要自撰挽联?有学者认为,俞樾一生追求完美,是个率性之人,在他看来,既然撰了一副“自寿”联,也就该再撰一副“自挽”联,显得平衡对称。这自有其理。我则认为,俞樾自撰挽联,与他儒释兼参,心绪旷达紧紧相系的。